《唐律与唐代法制考辨》是作者（钱大群）一系列代表性观点的考证表述，其主要方面有：唐代法律体系的构成；唐律与令格式的性质特点；唐律在立法、司法、审判、执行上的特色；特定法律词语概念；重要制度之流变；唐律中的服制与罪；唐律在唐宋的使用；对唐律书名与版式作整合的理念；唐律原创内容质疑，以及《唐六典》性质与行用等重要论题。文章史证运用精当典型，针对性强，富有论辩性，多有发前人未发之言及辨正前人观点的创造性见解，体现了唐律研究新的动向与深化，而其行文深入浅出，故不仅是唐律研究者，也是唐律阅读者可读可懂的一部基础性的考辨著作。

皇室刺史是刺史中比较独特的一个群体,他们都是皇帝之子弟。 “刺史”作为一个官职来说,来源于两个方面。从“刺史”名称上讲,来自汉代所设的监察人员——刺史；从作为地方行政长官这一实质来讲,唐代的刺史则与秦汉时期地方行政长官——郡守一脉相承。 唐代,出于对以前制度的继承和维护李氏天下长治久安的需要,皇室大量出任地方行政长官。不仅如此,出于政争或平稳地方需要,唐代皇室也常出任地方。 由于唐代施行“居重驭轻”的策略,唐代的皇室刺史分布明显呈现以京师为中心,由密至疏,逐渐向外展开的态势。不仅如此,对于处于军事要地的州郡和地理条件、经济发展条件优越的州郡,朝廷也比较重视,经常任命宗室成员出任其地刺史。通过皇室成员出任地方刺史的方式,朝廷一定程度上控制和调整对地方的管理。从整体上看,皇室成员出任刺史所及州郡多少与唐朝对地方控制强弱成正比关系。 以天宝十四载(755)...(展开全部)

出入國之疆界── 本書結合實地考察成果，以唐代關中地區的關防為主軸，析論此地域的北面關7座、西面關13座、南面關6座、河上關10座，總計關中四面關共36座。書中既微觀探討各關防的位置、變遷、交通等面向，亦從宏觀角度探索由漢到唐的通關規範與出入關的「過所」憑證，以唐代關中四面關為核心，呈現出歷史地理、法制、社會、制度史等脈絡下的關防制度。

本書所收之各章論文，乃筆者針對朱熹思想中，歷來學者所持見解、詮釋多有出入之重要概念，諸如「誠」、「理」、「知」、「心」等，盡可能就朱熹之著作，依據朱熹本人之思考模式、思維邏輯而來加以分析、檢討之，試圖闡明朱熹思想世界之真貌，以及朱熹思想之整體結構性。透過本書之探討、分析所描繪出的朱熹思想世界之樣貌，其顯然並非一以外在「靜態式」之「理」為基礎而建構出的思想；而是一以內在「動態式」之「理」為基礎而開展出的思想。也就是說，對朱熹而言，這世界的所有自然現象以及道德行為，原原本本係內在之「理」活潑潑地發露、開展，且朱熹思想之存在論、心性論、工夫論等，無一不是以此一動態式之「理」為基礎而建構出的。

元明易代下蒙古異族遺落中土。新建立的明朝又是如何處理蒙元多元民族秩序的崩潰？ 本書透過「山後人」這一歸附軍士的身分，剖析明朝如何透過衛所安置從元末到明前期歸附的北平移民、前元軍民、迤北達子，並剖析他們於明前期政治軍事等各方面的角色。同時考察明初錦衣衞中的暹羅、爪哇、交趾等外國人，從而反映明朝是如何透過衛所軍制吸納多元族群。

本書是韋伯於1917年11月7日受巴伐利亞「自由學生同盟」之邀，在慕尼黑大學所做的第一場演講，第二場演講為《以政治為志業》。兩場演講皆是「以精神工作為志業」的系列演講之一。韋伯後來根據速記人員抄錄的筆記，於1919年出版演講內容。 講座對象主要是學生，即將面臨職業生涯的選擇，有些人可能會選擇走上學術之路。韋伯首先指出這個職業的外部條件，他比較了德國與美國在學術體系上的差異，分析體制對於學者選拔過程的影響，很大程度是由機遇而非才能所決定。不僅如此，他還告誡有志於此的年輕學子，必須明白等待他的是雙重任務：他不僅要有學者的研究能力，更要具備教師的教學能力，而這兩種素質通常是完全不相容的。 他再談到學者的內在條件，必須心無旁騖的沉潛在工作上，並堅守嚴格的專業。但就算抱持再多的學術熱情，在研究成果上仍是無法強求的，且學術追求不斷的進步，更是永無止境的命運，這些...(展开全部)

从战国时期至清代，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大量的地方性立法。“省例”是清代省级政府制定的规范本省具体事宜的地方性立法。本书在对各省省例存世情况简要介绍后，从省例的含义、性质、产生、刊刻、汇编、适用效力及其与中央立法的关系等方面，对清代省级地方立法进行了综合性阐释。通过对代表性省例《治浙成规》和“当赃取赎”法律问题的微观分析，可以发现清代地方立法并非中央立法的简单复制，而是在一定范围内由各省根据省情因地制宜的产物。

以往對明代中日關係史雖也有許多傑出的研究成果，但大體說來，對單一問題之研究所占比重較大，而能將個別問題之相互關聯予以系統化的綜合研究而值得注目者殊不多見。本書作者卻有意處理此綜合性的且具有高度困難之問題，乃將明史日本傳重新做嚴密探究檢討。換句話說，這種方法，是具有作為立於中國人之觀點的價值與意義的。更有進者，作者也精通日本方面之日本史研究的方法論，而他對文獻史料的蒐集，則不侷限於中、日兩國，更擴大到韓國、琉球、西方等全面性的蒐求，如此則自然兼具了比較史學的觀點。